《中华读书报》采访一如（王长征）——
沿着汉语诗歌脉络溯源而上
1.在您四十余年诗歌创作生涯中，先后推出《习经笔记》《诗经笔记》，近期又推出《诗经与易经》这部厚重之作，将《诗经》《易经》这两部源头之书纳入同一部诗集，由“习经”进入“易解”，您的最初构想从何而来？
“第三代”诗歌的发生，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那次“盘峰论争”以后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就是新诗百年以来，犹其是“朦胧诗”与“第三代”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各自解决了部分问题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并没辨认清楚，更没有着手去主动地解决，就是如何接通我们深远的传统。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转型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，如穆旦、卞之琳、闻一多，以及其他“九叶派”诗人，他们做出了很多努力。那时主要是来自西方诗歌的影响，“朦胧诗”对人性与崇高的呼唤，“第三代”对日常与平民的回归，都在解决新诗的问题，并取得了应有的成绩。但百年时间确实太短，中国诗歌还没来得及去思考这个根本性的课题。郑敏先生曾对此提出过一个“世纪之问”，但并未引起回应。在我们有了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与借鉴后，我们应该回到源头去，接通和激活我们的传统。“盘峰论争”中关于知识分子与民间的争论，一方面在厘清问题，一方面在相互割裂。抛开他们的差异，其实他有还有一个共同性，就是对新诗的姿态。艾略特认为：诗歌不是个人天才的独舞，而是与传统的永恒对话。西方大诗人的源头在《圣经》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与史诗。而我把写作的源头探向《诗经》与《易经》，这是汉语的文学与哲学的源头，我需要怀揣着一颗心，涉过白话诗的溪水，涉过古诗十九首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高山大川，亲手亲脚匍匐到源头去，用心灵取回那里的活水，回到现在，养育一棵枯焦的诗歌生命。
2.这部《诗经与易经》在您个人写作谱系中，占据着怎样的位置？
这部诗集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诗集，因为它表达了我的人文理想和写作理念。也就是如向完成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性写作的转换。所以要感谢漓江出版社和张杰的胆识。这不是在谈论甚至不是在研究一个课题，而是带着自己的身带着自己的心回溯过去，再替游回来。让一个有限的生命变成千年的生命。这不是复古更不是泥古，也不是训古和考古。是活出来，变得生生不息。然而《诗经》与《易经》就是尽头吗？那只是个原点，他们共同指向了极为高明的文明系统，即是华夏民族的道统之所在。我还有一本长诗集《结绳》，并不是从哪一部典籍入手的，但也涉及文脉与当代性的契合，也有古人与今人的呼应与纠缠，有评论家认为是“量子诗学”。
3.您在《诗经与易经》中溯源中国诗歌和哲学的源头，将古老意象与当代人生活日常进行连接、交融，重新诠释经典，写作中您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化的？
当时我有一个诗观：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回到传统，可我忘记了我就在传统里；我想怎样才能忘记传统，可我忘记了我正在遗忘着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他的信仰、感悟、道德、伦理、审美直至生活细节仍在这个传统里，只是日用而不察。但她确实又在流失，有的被改造，甚至有百年以来的主动断裂。所以续接根脉，接通大本大源，应是新诗发展的深远空间。《易经》系辞说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我的当代性与日常生活正在“用而不知”处入手，诗中的我有时是位古人，有时是位今人，有时在古今之间穿越。有时是承其志，有时又离其道。有时是君子，有时是小人；有时是天子，有时是百姓。也就是阿甘本说的“同代人”，有一颗同样的人心。古代的场景和我个人的故事交融、折叠，互相映照，互相穿插。重要的是诗，盎然的诗意从中生发出来。
4.近期在北京举行的《诗经与易经》新书分享会，主题为“探向源头的姿势”，这个“探”字背后，体现了您对中国文化源头怎样的立场和姿态？
“探”就是从姿态去说的，也是表明在新诗写作中的立场。用诗，用心灵，用身处其中的生活与源头接通。这种写作是根性的，又是活生生活泼泼的，是千年古树上开出的最新鲜的花朵。这花朵仅仅是姿势吗？她是生命的，她娇艳而短暂，她会凋谢，但她有不死的根脉，所以她会重生，凤凰涅槃。所以不单单是姿态和立场，更是浸润，感同身受，是如鱼得水。
5.诗人杨键称您是“唯一一位试图与我们永恒的乳汁——《诗经》和《易经》发生诗性联结的诗人”，是“在断裂处做着连接之力的人”，您在创作中感受过这种“断裂”吗？诗歌能否成为弥合这种“断裂”的有效方式？
这个断裂发生在一百多年前，外忧内困，救亡图存，使我们怀疑甚至叛逆了自己的传统，这是一种大误解。关乎我们天道与灵魂的去处堵起来了。杨键也是最早意识到这种断裂的诗人，也是最早清醒的诗人。这种断裂是多方面的，教育、人伦、社会形态，生活方式，建筑、寺庙以及诸多的遗物遗址……可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还在，圣贤的教导还在，我们应该把眼睛找回来，把朵耳找回来，把人心找回来。把兴观群怨的诗找回来。孔子说：“不学诗无以言。”所以诗歌一定是弥合这这种“断裂”最有效的手段。诗言志，志就是追求大道的人心，放之则弥六合。这是理想和写作的双重奔赴，但是诗歌在当下的生存背景中，在很多具体正在发生的事件中，这种“断裂”不同程度的存在着，诗的兴观群怨需要去逼近它，说出来。从源头去打量它。其实那个源头的“道”在天地创生之前就存在了，“有道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因为重重遮蔽它消隐了，但是它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，一直在悲闵地等待着我们，一直在呼唤我们，现在我们听到了那声召唤。
6.多年来，诗歌评论界对您的作品多有褒奖，如“简中见繁、平中出奇、古中有今、淡中有厚”“几乎打通了传统与先锋的所有壁垒”等，在具体诗歌创作中，您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些壁垒？
最困难的是人心的壁垒，一位诗人抱有一个“我”，这个“我”与他人，与外物，与古今分得清清楚楚。这个“我”以自我为中心，他的心是一颗肉心而不是一颗真心，所以他局限在他的身体里，困在他的当代里。而那“无我”的人，那个“吾丧我”的人，那个“吾心即宇宙”的人，那个与天地合其流的人隐去了。他没有去天外，没有在深山里，他在人心里，需要唤醒他，请这个“我”去主事主神，请这个“我”去写诗，他就思接千载，神游万仞。当然语言是个问题，语言也要随之去敝。
7.您曾提出“新不是捏造出来的，是对陈旧的唤醒，其实是永恒的道统”，这可否理解为您的诗学思想或诗歌写作理念？
诗歌不是知识的翻新，是生命运行中的天地人的总和。不是一个人在自我造作，也不是一种发明。我说的“陈旧”是对如如不动的真理的回顾，道法自然，创生不息。如果这个“新”是人造，就有偏离大道的危险，一味的发展主义演变成末路狂奔。新是自然的，由内而外的，是推陈出新，是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是日日脱尽欲念的尘埃焕发一新。《易经》革卦里说“革故鼎新”，指得是历史上的汤武革命，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是天道对人的行为的纠错，不断的纠正。而那些人类自己不顺天道的激进的革命，带来的灾难还少吗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复古运动都是追古的，而后激发出新的样态。
8.您此前写作一直用本名“王长征”，前几年改用笔名“一如”——“一如”为佛家术语，蕴含对宇宙本质和修行境界的深刻洞察，提醒人们超越表象分别、体悟内在统一性，这一笔名的改变与您的诗学立场有着怎样的关联？
中国自古以来建立的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是极为灿烂，极为高明的。佛教进入中国后汉语言有了很大的改观，她的慈悲、空性、柔顺、感应、自然、仁义成为汉语的“第一义”，成为诗的“思无邪”。她超越了分别、执着、妄想妄念妄作妄为，甚至超越生死。让我们的灵魂有了极乐之地，让我们的诗有了境界。追求语言的翻新和技艺就落入第二层了。所以我们的现代诗在保持了对西方诗歌学习的同时，要主动拉开距离，保持差异，君子和而不同，从我们的源头出发，实现中国诗歌的正本清源。
9.早在20多年前，您便提出“最低真实”和“本源写作”的理论主张，从《习经笔记》到《诗经与易经》，您的创作似乎正是这一主张的不断深化，这两条理念在《诗经与易经》中有哪些具体呈现？能否结合作品中的某一首诗，谈谈您如何将“最低真实”融合进《易经》的抽象哲思中？
我当年提“最低真实”，意在守住当下，从事物与细节处入手，避免那种大而无当、虚华高蹈的东西，落在低处。“第三代”就是主张这种观点。事物、生命、语言三位一体。但只有这个不行，它不是诗歌的全部。第三代的局限性也在这里，他们隔绝了历史、文化、传统以及虚构与想像力等诸如此类的要素，这样诗歌落在了实上，而虚的那部分没生成，诗歌的触角反而萎缩了。所以我们只有从源头处续接新诗慧命，才能接通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，才能有大境界和大觉醒，《礼记·中庸》说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当代汉语诗歌也应写出这样的格局来。就不具体到哪一首诗了，每一首诗都期待着与您一起共享、交流与体会。
10.作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一员，您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？百年新诗走到今天，应如何重建与古老诗歌传统、文化传统的关系？同时，在参照西方诗歌、世界诗歌坐标系的前提下，如何兼顾诗歌的当代性，以及在语言、精神、形式上的建设性努力？
这几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。可我在以上几乎已经全部说清楚了。在此我想借机跟您谈谈其中这个相关的问题，就是关于“世界诗歌”的问题。前几天悲悼宇文所安先生谢世，我想起了他的一个说法，大意是“世界诗歌”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，可结果是，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、或者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二流模仿。它是一种没有家的诗歌：不属于任何传统，不属于任何语言，不属于任何真实的读者群。它是全球化的孤儿，美丽，无根，在世界各地流浪，被每一个国家短暂收养，又很快被抛弃。北岛的诗就是这样的孤儿。这不是真正的世界诗歌。真正的世界诗歌，应该是从深厚的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，然后走向世界，而不是为了世界而放弃本土。它应该在翻译中丢失一些东西，也获得一些东西——因为丢失，才证明它曾经有过独特的重量；因为获得，才证明它有能力进入另一种语言的生命。我同意这种观点。当然我不全同意这样评价北岛，因为他初出茅庐就喊出了代表这土地的声音，大约二十年前我记得北岛就提出如何把诗写出“汉味”。总之从“世界诗歌”这里看去，我们还是应该拿出中国的传统与当代性。当然，这并非是要拿到世界上去炫耀，只是因为她本来也是世界的。
一如，本名王长征，1965年生于山东省博兴县一乡村。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85年开始写诗，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大家》、《十月》、《花城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山花》、《钟山》、《明天》、《今天》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、诗论多篇，也是许多重要民刊的写作者。
1993年与雪松合著诗集《伤》在香港出版，2001年与普珉、雪松、宇向、格式、柏名文、孙磊合著诗集《七人诗选》由戏剧出版社出版。2006年诗集《三种时间里的人物》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2012年诗集《习经笔记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2019年诗集《诗经笔记》由韩国海风出版社出版。2024年诗集《明月之心》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2025年诗集《结绳》由海峡书局出版、2025年《诗经与易经》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2006年绘画评论集《丹青之巢》出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2012年长篇小说《王满子》在《时代文学》发表，同年被《中华文学选刊》选载。
九十年代与雪松、孙磊、邵风华等创办民刊《诗歌》，与严冬、马知遥等创办民刊《极光》。与朋友创办“现在美术馆”，十几年来陆续为数百画家举办画展。
新世纪初与朋友发起“极光论争”，就当代诗歌写作的重大理论与写作问题进行了论争与括清，并引起较大影响。九十年提出“最低真实”理念，新世纪初提出“本源写作”的理论主张。
其作品入选《中国先锋诗歌30年：谱系与典藏》、《60年代出生——中国当代诗人诗选》、《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•诗歌卷》、《中国新诗年鉴》等选本。诗集《明月之心》入选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24中国文学年度档案”。
获首届“极光诗歌奖”，第三届泰山文艺奖（文学创作奖），首届“汉城国际诗歌奖”。第八届博鳌国际诗歌奖“年度诗人奖”。
2014年1月18日，由鲁迅文学院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北京师范大学创作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举办《习经笔记》暨王长征诗歌创作硏讨会。2026年4月28日上午，山东省作家协会、漓江出版社、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、滨州市文联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了“探向源头的姿势：一如诗集《诗经与易经》新书分享会”。本次分享会由《诗刊》社、中国诗歌学会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指导。
